中國從一個沒有嚴格的主權、邊界觀念和國際關係視野的古代國家，或日本人當年所說的未開化民族，迅速轉向日漸具有組織力的一體化的現代民族國家，很大程度上和抗日戰爭有著密切關係。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開放了數量龐大的官方檔案和個人書信、日記、筆記材料。就中文檔案史料開放的情況看，許多都涉及1931—1945年這一時段。因此，當今的研究者研究中日關係和抗日戰爭問題，更多使用的早已不是圖書館保存的舊書刊，而是這些第一手的檔案文獻史料了。民國年間這些出版物與大量第一手的檔案史料相比，其史料價值無疑會大打折扣。
但是，任何資料都有其自身的價值。特別是對於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包括新聞、教育、文學、衛生及身體史等不同問題的研究者來說，這些反映當時狀況和時人觀感的文字，甚至可能遠比那些形成甚至作用於幕后的官方檔案，更有利用和研究的價值。就是從閱讀、考察和研究的角度，許多記錄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八一五」抗戰勝利十四年間政府、黨派、知識文化界及軍隊和民間人心變動、意見分歧的文字，哪怕是那些帶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性的文字，同樣對我們真切了解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複雜政治生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比如，在《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這套資料書中收錄的，就是「九一八」事變后不久政治文化各界的部分代表人物政治主張的輯錄。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這些具有強烈愛國心的知識人或政治人，對這場事變及其中日關係問題的解決辦法，看法主張一開始就大相徑庭。有相信日本沒有領土野心的，有認定這是日本奪取滿蒙的具體步驟的；有主張談判交涉的，有主張絕交對抗的，有期待國聯干涉的，有倡言長期準備的，有呼籲馬上開戰的；有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有強調外戰可息內戰的；有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全民動員，用經濟制裁打敗日本的，有公開宣傳推翻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才是抗日救國的康庄大道的。並且還有人提出，日人用武力對我，我無能力去跟他戰，亦不必跟他戰。「我人之前途，即在武力反面」，主張學印度的甘地，「設法使國人向理性方面去發展」。
知識分子最講理性，而越多理性思考，也就越容易糾結於戰爭的利弊得失。這種糾結不是怕死人，更不是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而是害怕戰敗亡國，真的淪為「亡國奴」，再無翻身之日。因為當時條件下中日之間的差距是明擺在那裡的，即使強硬地主張開打的人也並非不清楚，靠中國當時的軍隊是打不過日本人的。
梁漱溟、胡適等都發表過類似的觀感，即認為日本侵略中國，不過是最近百年上下歐洲工業文明徵服世界過程在東亞的延續。日本既然走上了工業文明之路，就很難不步歐洲殖民主義擴張侵略之後塵；中國既然還是落後的農業國，也就很難不成為日本擴張殖民的對象。稱「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的好漢」，使用「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方式，憑着僥倖來與現代化的日本軍隊作戰。
直至戰爭全面打響，再無其他道路可走的時候，蔣廷黻也還是明白地告訴國人稱：今日「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必遭慘敗」。
顯而易見，在這樣一種理性思考的支配下，日本的入侵越是加深，愛國的知識人、文化人，包括眾多政治家，難免越會意見分歧，什麼主意都可能會提出來。哪怕原本持同一觀點的人們，思想主張也一樣會因形勢危急而分化。像自由主義刊物《獨立評論》的同仁們1933—1935年圍繞着該不該求諸獨裁製度來救國而展開的那場爭論，以及1937年8月上旬中央政府已經決心抗戰之際，胡適、陶希聖等人不僅加入到主和的「低調俱樂部」里去，而且還幾度上書寫信，甚至當面請求蔣介石同意對日讓步，以換得一時的妥協等情況，都清楚地說明當時國人對和戰選擇意見異常分歧的情況。
但是，在日本步步入侵的過程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如此理性地考慮和戰的利弊得失問題。在《抗日戰爭戰時報告》書中，相當大量的內容是對軍人、軍隊及其抗戰準備和作戰情況的報道、書寫。從日本入侵到戰敗整整十四年中，許多軍人，通過記者、文人的報道和描寫，給億萬國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們的思想是簡單的和直線的，他們只知道遵從命令，盡職盡責地達成衛國的責任。正是由於當時還有相當多的軍人具有着這種對自身職任的毫不動搖的堅守精神，以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拚死一搏的壯舉，因而極大地推動了抗戰的宣傳鼓動，增強了許多憂心國運的普通人與日本一戰的決心。這種情況，以及文化輿論界發出的這種聲音，顯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漸改變了政府和民間中人，包括眾多理性知識分子在和戰問題上曾經有過的猶移態度。
這裡不妨抄錄一段1933年2月28日中央軍第二師受命開赴長城前線官兵誓師會上黃傑師長的講辭，即可一觀當年那些抗日將領不惜犧牲的精神狀態。他的講演充滿了鼓動性。他宣布說：「我們是國家的軍人，我們的責任就是保國衛民。今天國土被侵佔，同胞被屠殺，是國家的恥辱，更是我們軍人的恥辱，因為我們軍人沒有負起我們應盡的責任。……本師已奉到委員長的命令，即將離開潼關，北上參加對日軍作戰。這是我們全師弟兄報國的最好機會，希望大家要認清倭寇的企圖。此次發動侵略，不但要亡我們的國家，而且要消滅我中華民族。因此，我們必須擊敗日本人，否則，不但國家不能保全，我們的同胞以及後代子孫都將永淪為日本人的奴隸，受日本人任意宰割。朝鮮亡國后，日本人在朝鮮的橫行霸道，朝鮮人民所過的悲慘生活，以及流亡在我國的朝鮮人流離失所的痛苦情景，你們都是知道的。你們願意步他們的後塵嗎？你們願意你們祖先的墳墓被敵騎兵踐踏嗎？願意你們的子孫永遠做日本人的奴隸嗎？」
可以肯定，直至抗戰結束，中國在國力、軍力，乃至作戰力上，都比不過日本。除去「九一八」事變當時東北軍主動避戰的情形不談，從江橋抗戰開始，自東北至河北，至各個戰場的作戰，中國軍隊整體上都是失敗的。就整個國家的組織力而言，就許多方面來看，中國當時確實還稱不上是一個成型的現代民族國家。但一直把中國當成未開化的落後民族、而不以為戰爭對手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怕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正是他們的入侵，迫使散漫且分裂的中國人從1931年以後以特殊的方式加速地組織起來了。也正是在應對現代侵略戰爭的這種組織力日漸形成的過程中，遠遠落後於日本的中國，一步步開始邁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七七」事變后，中國能夠通過動員全國之力與日本一戰，能夠通過把這場異常殘酷和規模宏大的全國範圍的戰爭曠日持久地堅持下來，也就必然會迎來日本戰敗和中國成為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那一天。這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更是出乎時人的想象之外的。
中國從一個沒有嚴格的主權、邊界觀念和國際關係視野的古代國家，或日本人當年所說的未開化民族，迅速轉向日漸具有組織力的一體化的現代民族國家，很大程度上和抗日戰爭有著密切關係。
由於80年代改革開放，再加上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宣傳需要，中國大陸形成了一波「民國熱」，特別是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的歷史逐步被學者和大眾所了解，因而極大地衝擊了大陸正統教育中對於抗日戰爭史的說法。注意到這種情況，「文革」前做過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革開放后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所長的劉大年先生，顯然認為需要出來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既不贊成回到「文革」和「文革」以前只講政治，不講事實的做法上去，也不同意只從打仗大小、犧牲多少的角度來講抗日，尤其不同意只從一黨一派的角度來了解這場戰爭的意義。因此，他委託時任近代史所所長的張海鵬先生出面組織了所里和軍科的七八個研究人員，一同來編寫一部他認為比較能夠反映歷史真實的中國抗戰史。
大年先生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的，並且是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成長起來的，算得上是一位「老革命」。他們那一代「老革命」，即使強調「實事求是」，要求歷史研究必須反映歷史真實，多數也離不開政治的考量。記得我在參加這個寫作組不久，對大陸傳統史書中所講的八路軍平型關戰鬥的史實問題進行了一些考訂。初步考訂即發現，無論是作戰性質、作戰對象、作戰規模、作戰經過，包括殲敵繳獲與己方損失的數字，都和傳統說法有出入。大年先生聽說了我的看法后，非常重視，馬上把我找到他在木樨地的家裡去，很仔細地詢問了我資料的情況和主要的論證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年先生對於要不要把這樣的考訂寫到書中去很慎重，也很猶豫。他之後專門打電話給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相關負責人，和他們交流了這一情況，然後告訴我說：你的這個研究可以繼續去做，但我們這本書還是要按以往的寫法來寫。
由於當時資料和研究的局限性都還很大，大年先生主持編定的這部抗戰史，沒有能做出實質上的突破。包括對抗日戰爭上下時限的界定，也受大陸正統觀點的束縛，最後仍舊以「八年」為限。因此，他當年給寫作組提出的研究思路，實際上沒有能夠實現。不過，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他對中國抗戰史意義的思考，還是頗有見地的。
大年先生對這場抗日戰爭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地位、作用的看法，集中體現在他當年提議的主書名上，即「中國復興的樞紐」。他的意思很清楚，正是這場抗日戰爭，把百年來落後挨打、四分五裂的中國，一步步引上了民族獨立、統一和復興的新的歷史起點。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把對這場戰爭作用和意義的觀察，從習慣上所說的「八年」拉開到「十四年」，即從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當不難更清楚地看出這一漸進的，卻又是異常明顯的變化過程。
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復興的樞紐，不是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1895年的甲午戰爭，1898年的戊戌變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等不重要；更不是否認自20世紀初以來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1915—1920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的興起，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及其延續至1927年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對國人觀念意識的衝擊和影響。但是，對於億萬普通的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對於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遠離城市現代氣息的農村人口來說，如果不是1931年日本開始大舉侵入中國，直至佔去半壁河山，直接威脅甚至侵害到他們的利益，或許再過二三十年，大多數國人的家國觀念怕仍舊是傳統式的，而少現代的意識。像巴金筆下的覺慧，老舍筆下的李景純、祁瑞全那樣，心繫民族國家命運的知識青年，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還只是極少數。「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不要說形成舉國一致的抗日訴求，就是想要形成一個能夠得到建立在家族、地域、軍事基礎上的無數大大小小利益集團認同的中央政府，都還做不到。
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周錫瑞教授前幾年寫了一本講家族史的書，中文版名為《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他就特別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他的書很具體地考察了中國一個舊式官僚家族幾代人因時代變遷發生的聚散離合經過。他發現，該家族的前四代經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種種內憂外患的歷次重大變故，家族的凝聚力始終未受破壞。清末民初，他們由內地安慶遷至當時中國最具現代性的重要城市之一天津之後，即使經歷了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運動，家族內部也沒有發生巴金在《家》《春》《秋》所描寫的成都高家那種衝突與分化。用周的話來說，直到日本入侵，要麼大家一塊逃，要麼一塊抵抗，葉家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在應對外面的變局。但「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軍不僅侵佔了中國的東北，而且一步步逼近了華北平津，最後還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入侵。葉家第五代的孩子們因此再也無法按照過去的傳統方式行事了。他們不僅無法在家國觀念上取得一致，就是在如何救亡的問題也開始意見分歧。大家庭被戰亂打散了，弟兄們政治上各奔東西，終於以個人為單位，走上了不同的人生發展道路。
「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20世紀所有落後民族的獨立、建國乃至發展的過程，都是漸進的，而且還是在20世紀歐美政治發展提供的多種道路選擇和觀念衝突中曲折前行的。「九一八」事變後葉家第五代兄弟與父輩在政治上分道揚鑣，包括他們兄弟幾個不同道路的抉擇，本身就是20世紀初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艱難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縮影。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哪怕有日本的大舉入侵，也並不意味着國人從此就都會幡然覺悟，「兄弟鬩牆，外御其侮」。中國社會政治人心的警醒、凝聚，抗日戰爭的醞釀、發動與堅持，特別是面對如何抗戰和將來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的問題，在「九一八」，甚至於「七七」以後，也都還是一個積沙成塔，反反覆復、曲折且艱難的選擇過程。但第二，也是最明顯的，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以血親家族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形態正在被迅速打破，一個日漸多元的矛盾衝突劇烈的新的時代正在快速到來。
這套戰時民國舊書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矛盾現象，卻始終在潛移默化地發生着急劇變化的過渡時代。這套資料中的一些內容，用今人的眼光和知識來看，甚至是不準確的，各種資料互相之間甚至存在矛盾衝突，有的資料更是明顯地具有政治偏見或虛假宣傳的色彩。但是，歷史就是這樣發展過來的，這也是那樣一個轉折的或過渡的時代所具有的重要特色之一，而未必都是因為它們的作者沒有時間推敲與核實事實的緣故。
如此複雜的矛盾變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像周錫瑞所指出的，根本上是一種社會結構變動所帶來的。由於日本入侵的步步深入，對葉家兄弟影響更大的已經不再是父輩和家庭，而是現代社會關係條件下的同學、朋友、同事及其社會團體。尤其戰爭打響后，個人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日趨密切。越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輕人，就越容易意識到國家社會對自己的不可或缺性，越容易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政治主動性的「政治人」。政治一旦介入人與社會的各種關係中來，不僅家族血親地緣的影響作用會退居其次，而且不同政治傾向與政治選擇之間的矛盾糾葛，既會因意識形態對立而對立，也會因政治利益衝突而衝突。當然，就記錄歷史真實的角度，我們反而需要把它們儘可能全面地展現出來。故只要可能，我們不打算刻意去遮蔽這方面的問題。 ■
*本文乃節錄版，原載於《文匯報》「文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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