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並未做好全面戰爭動員時會發動盧溝橋事變？為什麼日本從未傾盡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抵抗？為什麼日本陷入中國戰場泥潭時卻又與美、英等國開戰？為什麼日本會連續不斷地出現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視行為？
七十年前日本為什麼會失敗？我們習慣的官方典型說法是日本侵華乃非正義戰爭，失道寡助，而且日本幅員有限，不足以征服幅員遼闊的中國。親歷抗戰的軍事家則更傾向於用樸素的軍事角度看問題。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總結日本失敗的原因時認為，盧溝橋事變后，「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國地廣人密，日軍一個師團一個師團地開入中國，正如把醬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醬油滴完，為水吸收於無形而後已。
對比二戰歐洲戰場的德國，我們會發現日本的侵略擴張與納粹德國有着如此大的不同：德國對波蘭、西歐國家和蘇聯，均是傾盡全力按照一舉摧毀其全部武裝力量的閃電戰方式逐個消滅對手。
而日本的侵華戰爭則完全相反。盧溝橋事變前，日本陸軍有17個常設師團，裝備整員的師團僅有4個，總兵力不足30萬人，侵華戰事擴大后才逐漸動員，更荒謬的是，日本一個敵人未解決又不斷增加新敵人，到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才真正轉入戰時體制，大規模動員人力物力，到日本投降時，當時日本分佈在廣袤遼闊戰場上的總兵力竟高達700餘萬人。
如果當年日本傾其全力一心滅亡中國，歷史會出現另一個版本么？
李宗仁認為：「如果盧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迴，佔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肢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
盧溝橋事變時，日本不但未做全面動員，還不按兵貴神速原則沿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反在河北南部劃出一條南下界限，致貪功心切的日軍居然向西進入崇山峻岭不利兵力機動的山西。到了1938年初日軍才進入中原腹地河南。
為什麼日本並未做好全面戰爭動員時會發動盧溝橋事變？為什麼日本從未傾盡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抵抗？什麼日本陷入中國戰場泥潭時卻又與美、英等國開戰？為什麼日本會連續不斷地出現不按牌理出牌的短視行為？
李宗仁的回答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視，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們侵華的方式，是蠶食而不是鯨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沒勇氣承認對華戰事為『侵略』，卻硬說是『事變』，而且這些『事變』的製造，又是毫無計劃的盲目行動。」
這個解釋顯然會陷入循環論證。英國也是島國，何曾被認為眼光短視？日本並非無人預見樹敵過多必招失敗。1905年日俄戰爭后，日本陸軍元帥山縣有朋和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明確日本不能同時與兩個假想敵同時作戰的原則，此不可逾越的原則被稱為的山縣-東鄉鐵則（當時日本假想敵依次為沙俄、美國，中國國力未充，不在假想敵之內，經1918年、1923年的改訂，假想敵順序變為美國、蘇聯、中國）。
九一八事變的元兇之一石原莞爾同樣很早即警告，日本的頭號敵人是美國，應極力避免與中國爆發全面戰爭，否則必將在中國戰場陷入「無目的的泥潭」。
然而，日本在二戰中的表現，終究可謂國家決策錯誤大全——當年日本如果沒有與德國結盟，沒有主動與美英交惡，沒有反覆去挑釁蘇聯，在侵華戰爭中沒有上述不可思議的兵家大忌，我們今天很難說，最後會是日本軍國主義徹底滅亡。
蔣介石從政治角度的判斷，比李宗仁僅從軍事着眼的看法明顯更能道出日本戰略決策充滿短視行為的本質——盧溝橋事變時，蔣介石會見法國大使那齊雅說：「日本全為軍人所控制，國事無一人能夠作主，實在可惜。」
但蔣介石並未進一步給出解釋，為什麼日本全為軍人所控制，國事無一人能做主？
二戰時的日本，是一個英式君主立憲國家，明治維新后，日本在制度上儘可能地模仿英國，只有一點不同，天皇與軍隊的關係不是英式的軍隊效命於文官政府，而是德意志帝國君主獨裁式的直接聽命於皇帝本人。
這個混搭的制度架構最終使日本成為一個奇特的軍國主義國家，它不像德國有個強力的獨裁者可以統攬大權，而是由一群行為不受約束但又無法統一步調的中層軍官裹挾政府決策的奇葩國家。
這種奇特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它是怎樣一步步使日本犯下一系列短視冒險走向滅亡之路的？如果不清楚日本軍國主義體制的推動力量和決策過程是什麼，我們甚至無法弄清在侵華戰爭中，那些起到最關鍵作用的元兇是誰。
作為戰敗國，日本對此問題的研究自然極為透徹，它更多是從當時日本自身的國家制度和軍事制度入手，也因此對抗日戰爭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中國的視角，只可惜，中國甚少獲得從日本戰後研究角度的總結。
今天向大家推薦俞天任的《戰犯參謀》，能夠填補國內該領域的知識空白。
俞天任先生並非專業歷史研究者，但對歷史的興趣和長期日本生活經歷，使他通過大量日本一手資料閱讀的積累，跳出國內研究者普遍的視野局限，由日本軍國主義體制的歷史成因、其擴張冒險的動力、決定其失敗的內在制度性癥結切入，給我們讀者一個全新的視角。
它從日本獨特的軍事參謀體制着眼，以甲午戰爭爆發到太平洋戰爭日本投降的戰爭過程為主線，對日本佐級參謀群體在一系列戰爭中的獨特作用進行深入挖掘，重新勾畫、闡述了日本從冒險、崛起再到滅亡的政治、軍事制度性原因。本書用大量中國讀者陌生的案例和事實論述這樣一個觀點：由於制度設計上存在無法修補而且不斷擴大的漏洞，不但軍國主義日本最終失敗的命運是必然的，甚至其在軍事上也一定是低能而且不斷落後於同時代列強的。
同時，本書通過對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再到全面侵華戰爭過程中，日軍佐級參謀群體在其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給我們多數讀者一個可能是全新的框架性認識：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是由佐級參謀群體在不斷策劃「下克上」的軍事冒險中一點一點積累到臨界點而最終觸發的，它與納粹德國在歐洲的軍事冒險是由最高層精心策劃有着本質的不同。
這種戰爭的推動和策劃源頭的差異，決定了日本從戰爭開始到結束，在戰略方向和目的上從來就是短視混亂的。
本書在微觀上，既有日本參謀這一群體在重大歷史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個體命運的生動描述，也有表現日本軍事參謀體制在日本軍事冒險史中大膽、荒唐的經典案例；宏觀上，對日本參謀體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以及由此折射出舊日本在政治、軍事體制框架上的一系列制度性漏洞，都有詳盡而客觀的分析。
讀完此書，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認識，一個國家的制度設計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影響是何等之大。因為日本制度漏洞帶來的國家政治生活不健全，在日本政治生活和軍事機器中佔據特殊位置的軍事參謀群體成為不受制約的人。而獨特的教育培訓體制，又使這群可以影響整個民族命運的特殊群體，天生就是充滿政治短視和社會無知的，而這樣一群落後於時代，自閉於社會的人卻可以不斷通過盲動和冒險，最終如願走向前台控制了國家決策中樞——當制度漏洞被放大到了極點之時，也就是日本帝國滅亡之時。
東京審判的頭號戰犯東條英機，在本書中，被認為是集中了日本參謀教育培訓體制下所有弊端的一個代表：無知、愚昧、短視、膽大……惟一的優點只有外在儀錶舉止堂堂正正這一項。值得關注的是，書中提到，即便在日本今天的右翼看來，東條英機也是個禍害了日本的懦夫，不但東條英機如此，那些直接策劃軍事冒險，挑起中日戰爭的關東軍亦在今天的日本成為無法無天的代名詞，這與我們從直觀上的感受並不相同。
如果不知道這點，我們很難了解一般日本國民是如何看待七十年前的戰爭的，也很難理解，為什麼部分日本人認為東京審判是場勝利者——尤其美國的麥克阿瑟一手主導的不公正的審判，同時又認為那些戰犯對日本國民有罪的矛盾心理。同樣難以理解，為什麼今天日本在試圖成為一個全面而真正的大國時，面對周圍曾被侵略鄰居的疑懼時，日本人並不以為然的制度理由。■
原文轉載自《大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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