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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時期，非常之人，非常任命。
據新華社消息，1月4日，國務院任命駱惠寧同志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免去王志民的辦公室主任職務。
此消息一出，便在坊間掀起了軒然大波。
要知道，香港的事情，從去年6月至今，所有人都在等一個最終的處理結果，而中聯辦作為聯絡香港社會和中央政府的派駐機構，一夕之間突然換了掌門人，大家勢必是要討論一波。
更何況，早在11月份就有消息傳出，中央對中聯辦在危機期間的表現很不滿意，換句話說，中聯辦一把手王志民的表現有點差強人意。
如今換帥的消息終於得到官宣，也算是證實了之前的傳聞。
不過，證實歸證實，但幺妹也和大家一樣，萬萬沒想到上面會派已經65歲的老將出馬，要知道，按照慣例，這個年齡階段的正部級，都已轉崗政協或者人大，也就是俗稱的「退二線」，再無征戰沙場的可能。
但駱惠寧卻偏偏打破了這個慣例。
他在人大財經常務委員會副主任的位子上坐了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又再度出山，過起了「一線」的生活。
拋開這個不說，駱惠寧不僅是中聯辦歷任一把手中第一個有過地方主政經歷的，他還兼任着全國人大財經常務委員副主任一職。
事出反常必有妖，對於這次慣例的顛覆，其背後也恰恰反映出中央對於處理央港關係思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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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駱主任的任命剛一下來的時候，幺妹首先想到的便是古代的官吏制度。
什麼叫官，什麼叫吏？
簡單來說，「官」是擁有行政決定權，有着自己獨特的政治理想和執政理念，在各機構中從事綱領性的重要工作的政府辦事官員。但「吏」不同，它基本上沒有行政決定權，只是協助官員處理具體的文案或各種雜物。
除此之外，「官」是由朝廷統一選任的，且有一定的品級，換句話說，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正副部。而「吏」就不一樣了，它一般都由各地各部門長官任用，沒有品級，僅以級名視其高下。
因此，換做今天來說的話，駱惠寧便是朝廷命官，而長期處於港澳系統中的王志民，便是地方小吏。
既然是朝廷命官，那駱主任必然是有出色政績的。
就拿青海這幾年的發展狀況來說，其經濟走向雖是一般，但不得不承認，自2003年駱惠寧以「救火員」的身份空降青海後，長久以來的宗教和民族問題便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逃過了2008年的邊疆騷亂，也避過了近些年來的傷亡事件……
而事實上，你仔細看的話，香港問題和邊疆問題還是有相似之處的，都是受到不法分子的挑撥，妄圖宣布獨立，但結果都是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用暴力催生出了更多暴力，導致自身的發展嚴重停滯，叫人怎麼看怎麼覺得可笑。
不過，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便是一直相安無事的青海。
饒是鄰居再怎麼鬧，自家卻一直專心於搞醫療、搞教育、搞GDP，截止這位朝廷命官離開的日期，青海的全藏區已有20餘萬人實現全面脫貧。完成了KPI，自然是要調到其他地方去上任的，畢竟是國家一品大員。
2016年6月，駱惠寧轉政山西，接替王儒林重建山西官場地震後的經濟與吏治工作。
對山西而言，2014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省內高官接連落馬，大片式的貪腐，一次次挑動着大眾的視覺和想象力。
據統計，自十八大以來，廳級幹部落馬的官員共有26位，其中還包括呂梁市長丁雪峰、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副省長杜善學、政協副主席令政策以及秘書長聶春玉等5位省部級。
而自駱惠寧上任伊始，其便開始緊鑼密鼓地持續推進反腐工作。
他曾在鄉鎮開展監察試點工作，也曾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讓131個監察委員會全部掛牌，截止2017年8月底，山西省各級紀委監督檢查對象，已有297萬人。
總之，近幾年山西省的反腐成績，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駱主任也儘可能地保持了山西官場以及經濟發展的穩定。
在改革原有利益集團的同時，維持一方的穩定與發展，這一點也正是現在香港所需要的。畢竟，中國政治體制下，地方大員才是國家的治理者。
而最為重要的一點，駱並非來自於港澳辦系統，換句話說，他就是個純粹的局外人，沒有派系色彩，也不會受到港澳辦系統的傳統、體制、思維模式束縛，處理起問題來也就更加客觀公正。
但王志民不同。
一來他以前任職都是協助性的職位，沒有主政一方的經驗，缺少果斷做決策的能力；二來自2006年起，他便一直呆在中聯辦的圈子裡，從未離開過，王身上必然是多多少少都帶有香港本土風格的。
由作風反映到政治手段，處理起問題來，如果論手腕和魄力，王必然是比不上駱主任的，因此在關鍵時刻中聯辦換帥也是必然趨勢。
有人說駱主任強勁的秘書背景也是他成為中聯辦主任的原因之一。幺妹不否認駱主任的「含趙量」，但是要論「含趙量」，幺妹認為王主任與駱主任的「含趙量」幾乎相等，只不過一方是政府，一方是黨委。這也是幺妹一開始認為中央要轉變處理央港關係思路的原因之一。
當然，要幺妹來說，這次駱的到任，不論是從國際關係角度，還是其行事風格上，也可能會像王志民一樣，不會給香港掀起很大的波瀾。
但這肯定是一個開始，以駱主任為過渡，中央將會以更合法，更科學的方式在香港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央港之間，勢必要開啟一段新征程。
3
原來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先說行政權。
雖是中央政府任命香港特首，但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本身是享有極為廣泛的權力的。一方面，它可以全權管理經濟、教育、科學、文化、宗教、社會治安等各個領域；
另一方面，它還享有中央賦予的一定範圍內的外事權。
具體到小事來說，香港可在經濟、貿易、航運等諸多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協議。
要知道，放眼內陸地區，這份殊榮，一個也沒有。
再說立法權。
立法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長久以來都行使着制定、修改和廢除民、刑、商等各個方面法律的職責。
雖然涉及國防、外交等方面的法律必須由中央制定，但全國性的法律基本上不會在香港實施，就自治程度上來說，央港之間的關係，甚至比美國聯邦政府與州之間的關係還要疏遠。
因此，這也就很大程度上的保護了香港的英式民主政治。
最後是司法權。
在司法權方面，香港就更有資本把「司法獨立」視為畢生引以為傲的權力了。
畢竟香港在主權回歸前，一直都是行使的英國上議院的終審權，歷史的遺留問題導致香港現有的法律制度和內陸根本不一樣，所以上訴案件的最終審判權也只能交給香港。
拋開這個不說，即使是作為最高權利機關的人大，也只是行使解釋憲法的權力，從未出現過以機構的形式對香港事務進行影響的情況。
無論是國務院的港澳辦公室，還是中聯辦的駐香港辦公室，都只是空有級別而沒有實權的諮詢與辦事機構，沒有什麼特別的職能。
然而，這一次駱惠寧的上任是特殊的。
新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兼任的是全國人大財經常務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這也就意味着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香港回歸後首次獲得香港事務相關職位的兼任，被賦予的意義可想而知。
一方面，總算有人可以就「修例風波」來主持大局，另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也是中央「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在治港工作層面的延伸。
不過，如果非要較真找出個人來類比一下的話，倒不是沒有。畢竟中聯辦的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還是有過類似的職位設定的，只不過後來被取消了。
具備主政一方的經驗、一樣的高齡出任，這樣的條件幺妹能想到的就只有那位逃跑的許社長，他在中英香港回歸談判最為關鍵的時期，臨危受命，以人大常委委員的身份兼任起中聯辦主任的職責。
這位被上層認為「極有魄力」的超齡服役的「中聯辦主任」，到香港後幾乎走遍了香港的工會、農會、群眾團體，接觸香港中上層人士，穩定大資本家……此舉不為別的，只為爭取人心，爭取他們對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政策的支持以及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替中央做了很多的鋪墊以及安撫工作。
遺憾的是，這位許社長後來犯了錯，最後也只能是客死他鄉，無法落葉歸根。雖說許社長最後的結局不是很好，但不得不承認，他為香港的回歸是做了很大貢獻的。
而危機倒逼改革，經歷幾個月的騷亂之後，香港需要來一場全方位的、從上到下的洗禮，無論是政府領域、經濟領域，還是教育、司法體系……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人大財經委的駱惠寧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很有可能會加快香港各方面的改革時間表。
畢竟，從人大財經委員會出來的人，都是狠角色：
比如實行了地票制的重慶原市長、政壇不倒翁黃奇帆；
比如一直致力於改善民生的廣東省原省長朱小丹；
比如大搞經濟建設的上海市原市長楊雄；
比如征戰四方的原上將劉源……都是一批財經委中的比較強勢的官員。
而強勢之人，必定也會做出強勢的決斷，駱惠寧此次履新，也必定會給大眾帶來不一樣的觀感。
正如大家所知，香港繼續亂下去，只會讓這座城市遭受的損失更大。
但是，就像共和國七十年來經歷的風風雨雨、雨過天晴，我們的體制與方針，決定了我們擁有更強的忍耐力和韌性，我們的幹部與愛好和平的人民，必將引領伴隨香港走向最後的勝利。
香港暴徒們，只要開戰，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
爾要戰，便戰！
勿謂言之不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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